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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困境与爱国主义

镜与灯的霍乱之境:

博弈论中设想了一种经典的困境——你与另一个穷凶极恶的歹徒从事了一起抢劫活动,不幸你们双双被抓,这时,在你们并未事先通气的前提下,你们被分开受理,此时,警方给你们做一个选择题,是否供出另一方,如果你供出另一方而另一方并未招供,你无罪释放,而他判刑五年;反之亦然;如果你们同时招供,那么你们同时获刑五年;如果你们同时不招供,那么你们被判刑三年。看似复杂,但是条件苛刻,与现实情境相比其实并不复杂。博弈论讲到这里的时候,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——“最佳策略”。策略与策略相比,方能体现优越之处。如以上所涉及的案例,选择性其实并不多,我们只需画一张方形表格,结果显而易见。优势的选择无非两种,你招供而他不招供,你无罪释放,他获刑五年;你们都不招供,判刑三年。似乎前者看起来更加美妙,但是,在你做如下选择的时候,你不仅要冒着两人同时被判处五年的风险,还要做好五年之后迎接报复的准备,这时,后者的优势便体现出来了,那就是,变数更少。降低犯罪失败率的最好方法无非是减少变数,这就证明了为何参与人数越多的犯罪越容易失败。

这种判断显然十分功利,赤裸裸的将利益摆在眼前,纯粹建立在数据之上的理论的确有诱人之处,那便是结果显而易见,这几乎是一切理工类学科的优势,让人沮丧的是,这种优势与文科类专业相比尤为突出。以前在看《菊与刀》的时候,记得看到日本和尚面临的集中困境——“朝我而来者谁?”“背尸而行者谁?”“谁缚汝,谁垢汝?”我以前写过一篇叫做“心”的文章,最后一句是“我背尸而行,朝我而来”,高中班主任见了,说:“如果我是个小姑娘,我一定因为这句话而为你倾倒。”可惜事实并非如此。以上三问的答案似乎是“我”,而谓己身为实有是身见,需破,那么,“我”如果只是能指,那么所指为何?换言之,除去“我”的我,为何?我一直纠结于此问,方明白何为真正的困境,真正的困境并非康德所说的“二律背反”,个人无法将某种哲学践行到极致,到走无可走的时候,自然会出来一条新路,浪漫主义、古典主义、现实主义、自然主义、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均是如此,真正的困境在于,如何破除我与“我”于我的执念,我所做任何行为,所说的任何话语,动机如何变为他者,而非“我”。

课间和孔建平老师交流的时候,老孔说比较有意思的是法国学派的“影响研究”,靠事实说话;换言之,“平行研究”则属于天南地北,想说就说的一类。老孔身上带有旧式文人的朴学精神,凡是需言之有据。钱锺书在《谈艺录》卷首就说,“东海西海,心理攸同;南学北学,道术未裂”,说的显然也是这个意思,那么,如果两者并未发生影响,而产生了共同的现象,那么就值得玩味了,我想这正是“平行研究”的意义所在。其实,无论“影响研究”还是“平行研究”,只是一种方法,只是方法论,最终必将指向文学和文化之后的本体,一切学问上升到最高层次都是哲学。那么,文学的母题无非是——“文学究竟是什么”,如果突出那个隐藏的主语,最高的追问无非是“我眼中的文学究竟是什么”或者“文学于我而言究竟是什么”,哲学的困境实质上是,我所说的话语,如何使我说出的话语成为不是我说出的话语,这本质上是悖论。

那么,后殖民也是如此。老孔诟病岳峰老师的观点在于,搞后殖民有什么意思?我们看一部电影,首先感受到的是其中之美还是作品体现出来的后殖民主义?老孔显然受克罗齐直感美学的影响,对我而言,再如何“美”的作品也无法离开现实基础而独立存在,叙述者无法成为一个无身份的人,只能无限接近而无法到达,在抵达临界值的时候,唯有自杀放能解脱,故真正的诗人的诗以“死”为母题,或以诗人身份的消亡为代价。所以,叙述者必将存在,我们再如何研究后殖民理论,我们仍将发现叙述者仍是那个后殖民的提出者、批判者以及被批判的对象,那么,出发的根本动机仍是维持西方的利益。强盛的文化消解弱势的文化,只有两者维持平衡,方能做到互相阐发,以防被殖民,21世纪的学术是政治的,这是集团间的斗争,而个人没有出路。

这才叫爱国主义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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